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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投入如何可持续
2011
年城镇职工的县内住院率比较。
该图清楚地显示，神木、沭阳、昌图城镇职工的县内住院率显著高于芜湖和子长县
（注：神木只有
2010
年和
2011
年两年的数据
)
。这意味着神木、沭阳和昌图的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和技术水平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城镇职工这一医疗高端消费群体的住院需要。自然，能够满足城镇职工参保者的住院需求，则更能够满足农民和城镇居民的住院需求。而芜湖和子长两县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和技术水平就远逊色于前三者。需要注意的是，就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财力而言，芜湖县要超过沭阳县，甚至就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言，子长县也略超过沭阳县。但两县的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却远逊色于沭阳。这表明，在更有效地满足各层次城乡居民医疗需求方面，政府主导加公立垄断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远不如市场主导、民营为主体、竞争充分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
（五
)
结论
由以上给出的数据和分析
（这里提供的只是报告中很少的几个数据
)
，我们可以得出非常清晰的结论：
首先，由于神木和沭阳建立了民营医疗机构为主体、竞争充分的市场化医疗服务供给格局，尽管财政在供方的直接投入很少，但是由于民营医院的运行效率较高，加之基本的医疗服务品质也可以得到保障，因此满足城乡居民医疗服务的能力更高。所以，这种民营医疗机构占主导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显著缓解了两县城乡居民的看病难问题。
这表明，在一个完全民营化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下，在政府财政
“
补供方
”
投入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财政投入的情况下，也可以有效解决城乡居民的
“
看病难
”
问题。这意味着，通过财政投入举办公立医疗机构绝不是解决城乡居民看病难问题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由于神木和沭阳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人口密度等在全国算是很常见的一类地区，全国许多地区与其基本情况类似，因此，上述结论并不仅仅适用于神木和宿迁两县。
其次，没有证据表明，神木和沭阳的民营医院比其他地区的公立医院存在着更为明显的诱导需求行为，导致过度医疗现象更为多见。恰恰相反，各种证据表明这两个县的民营医院在医药费用的平均水平和诊疗行为的规范性上，至少不亚于周边地区的公立医疗机构。根本原因在于，数量众多的民营医院需要竞争医保部门的医保定点资格，竞争手段之一就是保持医药费用水平增长不太快并规范诊疗行为，遵守医保部门的政策要求。
事实表明，民营医院对政府政策反应更为敏锐，也更加小心谨慎。相应地，在民营医院占多数、竞争充分的医疗服务格局下，医保部门的选择权就大得多，地位也超然得多，医保资格的给予和取消的约束力也就有效得多。没有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也没有国有职工需要供养的顾虑，作为付费者的医保机构就拥有了规范医疗机构行为、控制医疗费用的有效权力。这一点和公立医院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相比，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作为医疗服务品质的监管者，这两个地方的卫生行政部门并不是民营医疗机构的行政上级，因此在对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管行为上也更具有力度。
当然，无论是在神木还是在沭阳，医疗服务体系中当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也存在着
“
以药补医
”
的现象。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类问题并不是医疗机构的所有制所带来的，而是存在于全国各地所有公立的或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之中。
具体来说，
“
以药补医
”
现象的存在与所有制无关，而是政府价格管制体制和政策的不当所致。医药价格管制制度引致了医疗服务市场的价格扭曲，而价格扭曲则进一步传导到医疗机构的组织行为和医生的诊疗行为之中。由此，如果借口民营医疗机构
“
以药补医
”
等问题，断言医疗服务体系民营化行不通，那就会在认识上陷入因果不分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再次，芜湖和子长医改实践的结果表明，把公立医疗机构恢复为传统国有事业单位的种种做法，诸如对公立医疗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采取定岗定编的措施、保障医务人员的工资等，事实上维护甚至强化了公立医疗机构主导地位，即便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或许能降低一些医疗服务的人均次费用水平，从而造成一种看病不贵的假象，但不具有可持续性。
一方面，当地平均医药费用统计数字的下降掩盖了很多其他现象，尤为突出的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降低，调动积极性成为当地政府的新挑战；另一方面，在财政补供方以及相应绩效考核措施的主导下，医疗机构的工作重心围绕着行政考核的指挥棒转，而对于指挥棒顾及不到的方面，例如推诿看起来病情较为复杂或严重的病人，则听之任之。
实际上，以财政
“
补供方
”
为主导的地方，一般来说，当地政府会在改革的试点期间，对当地最具有影响力的公立医院祭出高额投入的新政。在短期大手笔财政直接投入的境况下，当地公立医院自然会在硬体设施或财务状况
（尤其是在财政全额支付债务的情况下
)
上有显著的改观。但是，一旦财政不再保持持续的大手笔直接投入，这些公立医院的运营将遭遇
“
大锅饭
”
式的困境。
最后，在降低城乡居民的医疗负担方面，政府财政
“
补供方
”
的效果，远不及
“
补需方
”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城乡居民在过去若干年内医疗负担如果有所降低，其贡献因子也压倒性地来自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本项目的案例研究，在具有较高可比性的神木和子长两县，政府财政对于医疗事业的人均支出水平相差无几，但是神木县的
“
补需方
”
模式让当地民众看病治病时的自付比大幅度下降，而子长县的
“
补供方
”
模式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因此，降低城乡居民医疗负担需要靠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需要政府集中财力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医保的筹资水平，进而提高保障水平。与此相关联，医疗保险还必须有效地推进医保付费改革，才能控制医药费用持续不断高增长的态势。然而，医疗保险有效发挥控费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建立一个民营医疗机构为主体、竞争充分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神木甚至沭阳医改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